戴上了眼罩，目不見物。我握著Ivan的手臂，跟他保持著半步的距離。踏著公園的斜坡上行，一邊將集中力放在腳掌上，感覺地上的引路帶，一邊按著提示拐彎，然後隨他的腳步在一條梯級前停下來。我探足試著用腳尖估算梯級的高度，又留意著他手臂的擺動，隨他緩緩的下降梯級。
Ivan是我的領路員。此前他才蒙著雙眼，讓我以新學的領路法帶他走路，試著介紹沿途景物。這回我跟他互換角色，在他的帶領下嘗試體驗看不見的世界，為下午與視障人士的同行活動作好準備。
視障人士行山跑步並非甚麼新鮮事。過去就一直有由視障和聽障人士組成的「猛龍隊」（取自「盲」與「聾」的諧音）參與毅行者及長跑比賽。惟從新聞報道所見，社會大眾對視障人士仍存在不少的誤解。視障人士Cecelia曾提到，不少人認為他們的聽覺較健視人士靈敏，又或認為視障人士只能從事特定的工作，有時候甚至會因誤解他們的需要而幫倒忙。她憶述有一次站在過路處前等待朋友時，有位路人不明就裡，便拉著她橫過馬路，讓她哭笑不得。
這次的行山活動由瞳行主辦。此前他們已舉辦了數次同類活動，每次都會為視障與健視人士作一對一的安排。參與的健視者除了充當領路員外，也可藉著親身參與與視障人士直接交流，從而加深社會大眾的對視力障礙的認知。
視障一般可分為完全失明和弱視，也有先天和後天之分。弱視者會有不同程度的視力限制，部分人士對光線、動作或色彩較為敏感，而管狀視力（tunnel vision）的患者的視野則較為狹窄。故此在進行活動前，我們必先了解同行視障者的個人狀況，以提供適切的輔助。
我的拍擋Peter天生雙目完全失明。我心裡雖一直對失明人士的生活和想法很是好奇，但對著Peter卻不知從何談起。要作自我介紹吧，但在這刻要把自己「形象化」起來，可也是一件難事。不過Peter甚少行山，正好讓我從這次同遊的目的地摩星嶺聊起。
摩星嶺位於港島西陲，其英語稱謂Mount Davis是以香港第二任總督戴維斯命名。峰上能俯視硫磺海峽，是昔日的海防要塞。二十世紀初，英軍在摩星嶺先後建造五座炮台、射擊指揮部、營房和掩蔽體等建築物，以此扼守維多利亞港西面入口。通往山頂的摩星嶺道是一條寬闊的車道，正適合作為同行活動的場所。
隨眾人步行至半山，往西外望是港島外海的眾多島嶼：位處十點鐘方向的是南丫島、十二點及一點鐘方向的則分別是喜靈洲和大嶼山。沿途我們還經過了不少有趣的軍事遺跡，如軍用洗手間、廚台和偵察站等。在一處山坡的草叢下，隱藏著一座昔年由英軍豎立以標示軍事用地邊界的柱狀界石。Peter蹲下身來，用手緩緩地觸摸界石上的「WD」（War Department）粗糙刻字。透過觸感去閱讀歷史，相信會比單純以語言來介紹來得更深刻吧。
車道依山迴繞，急彎間的捷徑，是一列長長的階梯。雖然這梯級的階高相約，但路上卻是塌樹倒臥，雜草叢生。我倆同步跨過塌樹，避開橫支，花了好一番工夫才越過路上的障礙物。可以想像，如要應付更崎嶇蜿蜒的山徑，除了掌握領路的技巧以外，彼此之間還需要相當的默契和信任。
山頂的偌大草坪是昔日校場的所在地，這天成為了我們的休憩站。Cecelia跟我們分享她如何從視覺以外的感官去接觸世界。在旅途之中，從當地人的互動、彼此的對話，以至於食物的味道，點點滴滴都足以築構她心目中的當地文化和風景。我不禁反思，過去曾目睹過的國外風景，用相機記錄過的旅遊照片可曾盛載如此豐美的回憶。
山頂的另一側是一號炮台的遺址。這座炮台今日只遺下炮床和地上用作固定部件的螺釘。「炮床的中心是個圓形的空間，直徑約莫是半個籃球場般長，外側是兩米多高的弧形圍牆……」我試圖更具體地形容眼前的遺跡。穿過隧道，我們轉往左側一列空置的營房。營房兩旁後方隱藏著一條互通的狹窄小巷。我雖在前面領路，但在暗黑的環境下，我感覺到Peter比我走得更有信心。「在這裡我可以帶著你走。」他笑說。
每一條通道，每一棟建築物，每一件物件，我都竭力尋找恰當的詞彙，嘗試更立體地描述身處的環境，又望能以更生動的形容詞去演繹它們的形狀、大小、質地和顏色……倒似是，面前這世界，自己一定「看」得最清楚。
後來，我發現我好像不曾了解過他們對世界的認知。草坪上的綠，對他們來說，說不定比面前所展示的更青翠鮮嫩；他們所感受到的白色，說不定比我看到的更純白無暇。我可曾想過，他們所意會的，可能遠比我們所想像的更真切細膩。就如那條暗黑狹小的通道，對他們來說，是如此的清晰不昧。
彼此的溝通，愈是刻意，愈是顯得造作；愈是事事忌諱，愈是會產生隔閡。我忽地記起，瞳行創辦人Rebecca曾一再強調，視障者和健視者之間是同行者的關係，這活動並非一項為視障人士而設的服務。他們所重視的，不是單向的施予付出，而是雙向的溝通和交流。
唯有共享、聆聽，我們才能互相豐富著，擴闊彼此的視野。
［本文刊於香港01週報第171期專欄］